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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硕士:探析民国时期的司法制度与医疗纠纷

作者:2021-04-22 22:44阅读:文章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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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医疗讼案大量涌现,其背后的缘由触及方方面面,其中便包括司法制度的变革。民国时期包括法院的建制在内的各项司法制度的进步,大大便当了医疗纠葛的双方停止诉讼,这也是较之以前民国时期医疗讼案数量激增的缘由之一。同时,医界关于国度的司法制度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在尊重国度司法制度的前提下,关于触及医权的司法制度提出了中肯的倡议,也为在医疗纠葛中保证医权做了不懈努力。

 

  关键词:司法制度;医疗纠葛;医权;民国

 

  民国时期,关于普通民众,维护本身权益的观念可能还仍然十分淡薄,无论是与医生“捣乱”还是积极告医,多是出于报仇医家的心理,只是手腕不同。但积极告医这一新的行为取向与趋向,却创始了历史的先河。医生们关于病家关于医生涉讼案件日见其多及本身医权受损害的情况不满,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外来诉讼文化的影响之下,法制化水平明显进步,涉医诉讼案件骤增。这不只与民众的法制观念有关,与当时的法院建制、司法制度也有严重关系。

 

  1民国时期司法制度概略

 

  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建立在各地域间开展极不均衡,政治、经济的动乱加剧了这种不均衡。同时,也由于经费限制、政令不通等缘由,中央政府有关司法机关的建立、司法人员的培育的规划无法真正贯彻施行,在这种“谋鼎力小”的状态下,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不断处于短缺状态。

 

  1.1司法机关的设置及审级及其对医疗讼案的影响

 

  民國初年,审讯机关分为初级审讯厅、中央审讯厅、高级审讯厅、大理院,实行四级三审制。各审讯厅皆有检察厅与之并立,大理院也有总检察厅与之比肩。但是,至1914年,袁世凯裁撤初级审讯厅及检察厅,在中央审讯厅内设简易厅,受理初级刑民案件,简易厅的案件上诉于中央审讯厅,意味着关于简易厅内的一审案,一审二审皆在一处,所谓的“四级”名存实亡。至1917年,状况有所改动,各省有沿用四级三审制的,也有用二级二审制的。至1927年11月南京成立了最高法院。在整个国民政府时期,最高法院实践上从未具有统一全国的权威。同年,中央审讯厅、高等审讯厅和大理院分别更名为中央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各省一概运用四级三审制。

 

  1927年还发作了一项严重革新,即裁撤各级检察厅,将各级检察官配置进各级法院,且在法律上扩展了自诉案件范围。检察制度的存废,在民国时期发作过大的论争,从1922年就呈现了最早的废弃检察制度的理论。[1]1927年此举只是裁撤检察机关,并没有废弃检察制度。至1932年发布了《法院组织法》,将审级改为三级三审为准绳,二审为例外。但该法实行不力,直到1935年7月才有15省执行,一年后又有6省执行,仅剩两广延期执行。

 

  虽然民国时期有如此审级设置,但医疗讼案难以见到三审的,特别中医医疗纠葛案件,更是如此,即便停止到二审的都极为少见。。

 

  在司法机关的数量上,国民政府不断在为增设司法机关而努力。从法院数量上看,国民政府的努力是很有效果的。但“自全面抗战以来,各地法院多因沦于战区,不能执行职务”,以至高等法院亦是如此,且中央政府迁往重庆,交通堵塞,最高法院处置诉讼也十分不便当。于是政府在法院的设置方面做了恰当变通。比方在1938年发布最高法院于恰当区域设置分庭,管理辖区内第三审案件。上海“中外诉讼最为繁赜”,最先设置最高法院上海分庭一处,管辖区域为上海两特区法院的管辖区域。在中央上关于上诉法院的管辖范围也做了调整,还设置了战区巡回审讯制度。[2]

 

  虽然司法机关的设置变化频繁,设置亦有不合理之处,但是相较于以前,无论在层级设置还是司法机关的数量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开展,这为医疗纠葛的双方停止诉讼大开便当之门,从某种水平而言,也是民国时期医疗讼案激增的一个缘由。在当时,发起医疗诉讼并责难事。据中医陈存仁先生记载,当时的法院控票,只需由律师买一份连印花税在内工本费只需三元大洋的“状纸”填写即可,所以兴讼是比拟容易的事。以他自己阅历的一个标的额为二万四千元的声誉权案件为例,败诉方固然还需承当“堂费”,但也不过24元大洋而已。[3]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司法制度设计得不够完善,而且在理论中亦有不能周全之处,实践上在医疗纠葛范畴,与行政处置结案的案件相比,最终成讼的医疗纠葛案件还是较少的。医生在医疗讼案中的医权也未得到足够的保证。

 

  1.2司法独立及其医疗讼案中的表现

 

  北京政府时期,司法机关并未独立于行政机关,90%以上的县未设中央审讯厅,司法事务由县知事兼理,“终北京政府时期,全国兼理司法之县数恒在90%以上”,第一审司法机关,除设有少数的中央法院以外,“十六年间全无任何改良”。[4]南京国民政府则为司法独立不时做出努力,先在由行政兼理司法的各县设置司法处作为过渡,再将司法处改为中央法院。这是一项长期而困难的任务。司法独立这一理念,不只表现于司法机构的设置中,在民国医疗纠葛的理论中也有所表现。例如在发作于1929年的一同中医疗讼案中,宁波中医协会请求卫生部对案件予以纠正时,卫生部便本着司法独立的肉体,表示既然曾经在中央法院涉讼,应由中央法院判决,卫生部无权过问。[5]

 

  2医界对司法制度的关注

 

  司法制度的建立固然是国度行为,但是医界并非对此无动于衷,特别医疗纠葛的诉讼案件除触及法理法律之外,还要触及医学专业学问,有异于普通案件。为保证保证医权,医界的团体与个人关于司法制度、司法人员的设置与行为多有在媒体上表达心声者。

 

  2.1医界对司法制度的倡议

 

  如1931年,为处理法官只懂法理,不谙医理的问题,有人想象在上海成立由深明医理又不挂牌行医的人组成的“医药检查委员会”,发作医药诉讼时由该委员会委员秉公判别,并将结果发布于众,再根据法律对义务方停止刑事处分。[6]

 

  后来,更是有人希望借司法院提议树立陪审制度的东风,树立特殊的医疗诉讼陪审制度。1934年宋国宾发表《法官处置医讼案件应有之态度》批判少数法官处置医讼案件时,以客观武断判案,关于正式医学机构依据“学理上事实上所得之结论”出具的审定文件听而不闻。[7]且这种审定都是书面审定,相较于头口上的法庭争辩,压服法官的效果不好,他以为医病纠葛案件必需采用陪审制,能够起到监视法官能否参考审定意见及辅助法官审问等作用。[8]该提议得到了医界同仁的正面响应,并加以完善,进一步强调应由陪审医师在学理上做出事实判别,然后再由法官适用法律。[9]全国医师结合会也曾恳求司法行政部饬令各级法院审理医药案件时尽量延聘医事专家参与陪审。[10]

 

  医界也曾关于医疗讼案的审定提出过意见。如西医宋国宾曾在《申报》发文提议医讼案件应以尸体解剖为根据。[11]中华医学会理事长牛惠生也曾恳求司法部下令各级法院,但凡医讼案件必需由正式法医解剖审定。

 

  2.2医界对医讼案件中医生权益的关注

 

  医界还呼吁维护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医生的诉讼权益、声誉权等方面做出过努力。在医疗纠葛中,假如医生确有过错自应承当相应义务,但是令民国时期医生们苦恼的是,在公开的医疗纠葛中,即便医生没有过错,也可能要面对两种窘境:其一是声誉上的损失,其二是人身自在受限——国度机关可能凭患者的一面之词即暂停医生的执业资历以至将医生羁押。面对这两种窘境,医界不断在为保证医权而斗争。

 

  1930年上海医师公会秋季大会的提案中便有人提出为维护医师信誉,但凡关于病家与医界讼案在未经法院判决之前各报不得加以渲染,提案人以为假如不是报纸刊登,医生能够理直气壮、无委曲求全的必要,但经报纸刊登后,医生为声誉思索而不得不自行和解的不在少数。[12]也曾有人提请全国医师结合会组织“医业保证委员会”以保证全国医界权益并处置各地医事纠葛案。[13]

 

  但是,医界的这两项窘境长期未得到处理,直至1947年,媒体上依然有这样的呼声,《震旦法律经济杂志》发文以为医生都是有职业且无流亡可能的人,因而在法院停止有罪裁判肯定之前,既不应羁押医生,报章也不应刊载医事案件的内容。[14]在1947年,这样的呼吁不只仅停留在媒体或者医界团体内部,而是呈现在了政府层面。上海市参议会经过了一项由医院结合会提出的关于保证醫生人身自在的提案,该提案提出医生与其他自在职业者不同,医生经政府发照方可行医,没有恣意转移和逃窜的状况及必要,因而倡议司法机关如遇医师因涉差错杀人嫌疑在其罪行未经肯定以前应予交保免于先行羁押以保证人权。该提案经过后,由议长、副议长发函给市政府及医院结合会,市政府亦通知警察局遵照执行。[15]

 

  2.3中医界为保证医权停止的努力

 

  医生对医权保证的寻求本应有利于全体医界,但是受当时的中西医之争的时期所限,有时西医在保证医权时却将中医扫除在外,称学书学剑两无成者始退而学习旧医,贱等巫祝,“其不获国法之保证也宜矣”。[16]因而,中医界本身也在寻求政府保证医权,而非坐收渔利或者坐以待毙。如上海中医协会曾经呼吁患者不要擅自控制医生的人身自在,并呈请法院认真处置此类案件,以儆诈欺诬告、维护医生的业务信誉;并函请报馆在案件宣判前,不要运用“庸医杀人、草菅人命”等标题,以重人权。[17]1947年上海参议会期间,中医师陈存仁也提交“保证医师身体自在”一案并获经过。[18]1948年3月南汇县(现属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参议会中,三位中医参议员提出的“保证医疗人员身体自在案”取得分歧经过。该提案请求不要凭患者一面之词就羁押医生;请求县政府通知记者公会,在业务差错判决肯定之前,不要运用“杀人”这样的词语停止报导;请求卫生院延聘中西医师组织医事纠葛审定委员会。[19]苏州中医也为保证医权停止过努力且获得一定成果。在1947年吴县参议会的会议上,参议员朱棣华等提议为保证中医师人身自在,中医师在业务上发作纠葛时,警察不得恣意拘押中医师,应当商饬当事人向法院提起通知。吴县政府对此予以采用。吴县警察局通知下属单位遇到病家与医师发作纠葛时,不得受理。[20]

 

  3结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司法制度的进步便当了医疗讼案的兴起。为医疗纠葛的处理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但也由于设置不够完善,相比于行政处理医疗纠葛的案件,大局部医疗纠葛案件没有停止到诉讼环节。

 

  同时,在医疗纠葛中,针对司法制度的设置及司法人员的行为,医生关于本身权益的保证在法律层面也提出了三项诉求,一是维护声誉,二是保证人身自在,三是在医疗纠葛案件中由专业人员承当审讯及审定的职责。但是由于时期所限,医生的这三项诉求并未得到很好的处理。

 

  作者简介:阎婷(1979-),女,辽宁大连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讨生,上海中医药大学讲师,研讨方向: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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